Communix操作系统最早是两个德国人Marx和Engles开发的（称为Communix基础版，或Communix 1.0和2.0），遵守GPL，它的早期支持者曾经先后组织过两个国际讨论区。
当时少数先进的国家都使用微软的Windows，其他的绝大多数国家要么用DOS，要么作为受Windows主机控制的远程终端，相比之下， Communix支持的机子很少，但移植Communix的努力一直就没停止过。最早是以法国为主的一些人在巴黎、里昂等地移植过，但失败了。此后 Communix分成两条路发展，一条是删除一些不兼容的代码，把Communix移植到Windows运行；反对微软的另一批人在俄国著名程序员 Lenin的领导下，在俄国移植Communix获得成功（第一次发行时称为俄版Communix beta或Communix 3.0beta），一度做到15个主节点、20多个子节点的大规模并行Cluster，并影响到亚洲、东欧、拉美等一些地方。
一个小插曲：在Lenin之后，俄版Communix项目的两个CEO对Communix 3.0正式版出现了意见分歧。占多数的Stalin重视系统安全和运行效率，认为需要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优化俄版Communix代码；占少数的 Trotsky认为要把微软干掉，因此必须支持更多的硬件，提供更多的功能。这次分歧以Trotsky失败告终。Trotsky和他的团队后来开发了自己的Communix（称为托版Communix或Communix 4.0），但除了在斯里兰卡短暂地装过一段时间以外，都是小用户。这些用户又加入了很多自己的东西，且互不统一，Trotsky死后没人整理，因此托版 Communix非常乱。而由Stalin的团队打造的Communix 3.0正式版因为过于注重系统安全和效率，导致界面不够友好，娱乐功能少，不能及时更新一些新功能。Stalin的继任者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片面追求漂亮界面和娱乐功能，甚至干脆向微软购买这些功能，放弃了系统安全和效率，更不对代码作任何优化，导致系统经常当机和被黑客入侵，最后不得不改装 Windows（据说负责洽谈这次改装项目的经理Yeltsin还拿了不少回扣）。
在俄国成功移植Communix的消息也鼓舞着中国的Communix爱好者们，但早期的努力都不成功。一个姓毛的人说，俄版Communix光是汉化还不行，因为我们的硬件太旧了，短期内也不可能更新，所以必须为我们自己的硬件改写一部分底层代码。这种办法最后成功了，成为低配置计算机移植 Communix的精典范例而载入史册。毛还反对俄版Communix晚期的一些修改，认为这是向微软投降。为了及时清理Communix队伍内部的微软代理人，他发动广大用户学Communix和写Communix，打造一个“六亿神州皆Hacker”的毛版Communix。他的主张遭到开发团队的反对，最后无果而终，但影响持续至今。如今，一个精通毛版Communix的程序员往往被看作是危险的黑客，而那些拿了很多认证的Communix程序员都在跟微软学接轨。但是，代码要开源，人民要编程是无法扭转的世界潮流。
今天，国内外仍有不少毛版Communix支持者。曾有人说尼泊尔的毛版Communix是“盗版”，这就连GPL的基本常识都不顾，堕落到微软版权的泥坑里去了。
2008年10月27日星期一
烧饼的故事
假设一个市场，有两个人在卖烧饼，有且只有两个人，姑且称他们为烧饼甲、烧饼乙。
假设他们的烧饼价格没有物价局监管。
假设他们每个烧饼卖一元钱就可以保本（包括他们的劳动力价值）
假设他们的烧饼数量一样多。
——经济模型都这样，假设需要很多。
再假设他们生意很不好，一个买烧饼的人都没有。这样他们很无聊地站了半天。
甲说好无聊。
乙说好无聊。
看故事的你们说：好无聊。
这个时候的市场叫做很不活跃！
为了让大家不无聊，甲对乙说：要不我们玩个游戏？乙赞成。
于是，故事开始了。。。。。。
甲花一元钱买乙一个烧饼，乙也花一元钱买甲一个烧饼，现金交付。
甲再花两元钱买乙一个烧饼，乙也花两元钱买甲一个烧饼，现金交付。
甲再花三元钱买乙一个烧饼，乙也花三元钱买甲一个烧饼，现金交付。
。。。。。。
于是在整个市场的人看来（包括看故事的你）烧饼的价格飞涨，不一会儿就涨到了每个烧饼60元。但只要甲和乙手上的烧饼数一样，那么谁都没有赚钱，谁也没
有亏钱，但是他们重估以后的资产“增值”了！甲乙拥有高出过去很多倍的“财富”，他们身价提高了很多，“市值”增加了很多。
这个时候有路人丙，一个小时前路过的时候知道烧饼是一元一个，现在发现是60元一个，他很惊讶。
一个小时以后，路人丙发现烧饼已经是100元一个，他更惊讶了。
又一个小时以后，路人丙发现烧饼已经是120元一个了，他毫不犹豫地买了一个，因为他是个投资兼投机家，他确信烧饼价格还会涨，价格上还有上升空间，并且
有人给出了超过200元的“目标价”（在股票市场，他叫股民，给出目标价的人叫研究员）。
在烧饼甲、烧饼乙“赚钱”的示范效应下，甚至路人丙赚钱的示范效应下，接下来的买烧饼的路人越来越多，参与买卖的人也越来越多，烧饼价格节节攀升，所有
的人都非常高兴，因为很奇怪：所有人都没有亏钱。。。。。。
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见，甲和乙谁手上的烧饼少，即谁的资产少，谁就真正的赚钱了。参与购买的人，谁手上没烧饼了，谁就真正赚钱了！而且卖了的人都很后悔
——因为烧饼价格还在飞快地涨。。。。。。
那谁亏了钱呢？
答案是：谁也没有亏钱，因为很多出高价购买烧饼的人手上持有大家公认的优质等值资产——烧饼！而烧饼显然比现金好！现金存银行能有多少一点利息啊？哪比
得上价格飞涨的烧饼啊？甚至大家一致认为市场烧饼供不应求，可不可以买烧饼期货啊？于是出现了认购权证。。。。。。
有人问了：买烧饼永远不会亏钱吗？看样子是的。但这个世界就那么奇怪，突然市场上来了一个叫李子的，李子曰：有亏钱的时候！那哪一天大家会亏钱呢？
假设一：市场上来了个物价部门，他认为烧饼的定价应该是每个一元。（监管）
假设二：市场出现了很多做烧饼的，而且价格就是每个一元。（同样题材）
假设三：市场出现了很多可供玩这种游戏的商品。（发行）
假设四：大家突然发现这不过是个烧饼！（价值发现）
假设五：没有人再愿意玩互相买卖的游戏了！（真相大白）
如果有一天，任何一个假设出现了，那么这一天，有烧饼的人就亏钱了！那谁赚了钱？就是最少占有资产——烧饼的人！
假设他们的烧饼价格没有物价局监管。
假设他们每个烧饼卖一元钱就可以保本（包括他们的劳动力价值）
假设他们的烧饼数量一样多。
——经济模型都这样，假设需要很多。
再假设他们生意很不好，一个买烧饼的人都没有。这样他们很无聊地站了半天。
甲说好无聊。
乙说好无聊。
看故事的你们说：好无聊。
这个时候的市场叫做很不活跃！
为了让大家不无聊，甲对乙说：要不我们玩个游戏？乙赞成。
于是，故事开始了。。。。。。
甲花一元钱买乙一个烧饼，乙也花一元钱买甲一个烧饼，现金交付。
甲再花两元钱买乙一个烧饼，乙也花两元钱买甲一个烧饼，现金交付。
甲再花三元钱买乙一个烧饼，乙也花三元钱买甲一个烧饼，现金交付。
。。。。。。
于是在整个市场的人看来（包括看故事的你）烧饼的价格飞涨，不一会儿就涨到了每个烧饼60元。但只要甲和乙手上的烧饼数一样，那么谁都没有赚钱，谁也没
有亏钱，但是他们重估以后的资产“增值”了！甲乙拥有高出过去很多倍的“财富”，他们身价提高了很多，“市值”增加了很多。
这个时候有路人丙，一个小时前路过的时候知道烧饼是一元一个，现在发现是60元一个，他很惊讶。
一个小时以后，路人丙发现烧饼已经是100元一个，他更惊讶了。
又一个小时以后，路人丙发现烧饼已经是120元一个了，他毫不犹豫地买了一个，因为他是个投资兼投机家，他确信烧饼价格还会涨，价格上还有上升空间，并且
有人给出了超过200元的“目标价”（在股票市场，他叫股民，给出目标价的人叫研究员）。
在烧饼甲、烧饼乙“赚钱”的示范效应下，甚至路人丙赚钱的示范效应下，接下来的买烧饼的路人越来越多，参与买卖的人也越来越多，烧饼价格节节攀升，所有
的人都非常高兴，因为很奇怪：所有人都没有亏钱。。。。。。
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见，甲和乙谁手上的烧饼少，即谁的资产少，谁就真正的赚钱了。参与购买的人，谁手上没烧饼了，谁就真正赚钱了！而且卖了的人都很后悔
——因为烧饼价格还在飞快地涨。。。。。。
那谁亏了钱呢？
答案是：谁也没有亏钱，因为很多出高价购买烧饼的人手上持有大家公认的优质等值资产——烧饼！而烧饼显然比现金好！现金存银行能有多少一点利息啊？哪比
得上价格飞涨的烧饼啊？甚至大家一致认为市场烧饼供不应求，可不可以买烧饼期货啊？于是出现了认购权证。。。。。。
有人问了：买烧饼永远不会亏钱吗？看样子是的。但这个世界就那么奇怪，突然市场上来了一个叫李子的，李子曰：有亏钱的时候！那哪一天大家会亏钱呢？
假设一：市场上来了个物价部门，他认为烧饼的定价应该是每个一元。（监管）
假设二：市场出现了很多做烧饼的，而且价格就是每个一元。（同样题材）
假设三：市场出现了很多可供玩这种游戏的商品。（发行）
假设四：大家突然发现这不过是个烧饼！（价值发现）
假设五：没有人再愿意玩互相买卖的游戏了！（真相大白）
如果有一天，任何一个假设出现了，那么这一天，有烧饼的人就亏钱了！那谁赚了钱？就是最少占有资产——烧饼的人！
2008年10月11日星期六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定义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斯德哥尔摩效应，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
西方心理学家这样解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当局当成了敌人。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条件
1、人质必须有真正感到绑匪（加害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
2、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体认出绑匪（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举动。
3、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讯息）。
4、人质必须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起源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Olsson与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
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这件事激发了社会科学家，他们想要了解在掳人者与遭挟持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到底是发生在这起斯德哥尔摩银行抢案的一宗特例，还是这种情感结合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而后来的研究显示，这起研究学者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事件，令人惊讶的普遍。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经验。以人质为例，如果符合下列条件，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受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第1，是要你切实感觉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胁，让你感觉到，至于是不是要发生不一定。然后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这么做，是毫不犹豫。
第2，这个施暴的人一定会给你施以小恩小惠，最关键的条件。如在你各种绝望的情况下给你水喝。
第3，除了他给所控制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它信息都不让你得到，完全隔离了。
第4，让你感到无路可逃。
有了这4个条件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警方找来心理学家：三个人质为甚么在最后的性命关头都帮匪徒逃命呢？专家深入研究，结论是：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遇上了一个凶狂的杀手，杀手不讲理，随时要取他的命，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时间拖久了，人质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会觉得是恐怖份子对他的宽忍和慈悲。对於绑架自己的暴徒，他的恐惧，会先转化为对他的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人质也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
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就叫“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候群”。一九七四年，美国报业大王赫斯的千金被美国的“新人民军”绑架，最后自己也穿上了军装，参加抢劫银行，感谢恐怖份子。对一个长久的施暴者不杀的恩威，觉得是一种慈悲，不止一两个人质，在地球上，还有长久匍伏在暴政之下的一些古老的民族。他们的苦难太长久，他们已经放弃了自由的希望，不要怪他们为什么甘心自我作贱，他们患了“斯德哥尔摩心理症”。
编辑本段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之经典案例
1977年5月19日，27岁的卡罗离开位于奥勒冈州尤金市的家乡，起程去探访一位住在北加利福尼亚州的朋友。北加利福尼亚州距离奥勒冈州大约有644公里的路程，路上她搭了个便车，车上是一家三口，男主人卡门龙，妻子叫珍尼斯。半途中，她突然被勒令举起双手，蒙上眼睛，卡罗被带到了一个屋子的地窖里。
卡罗清楚记得卡门龙把她身上的衣服脱去，一条鞭子抽打在她的身上。以后每天，卡罗先被毒打一顿，然后吊在门檐上，脚尖仅仅踮到一点点地面。卡罗刚开始还拼命挣扎，卡罗最初的一段时间完全生活在黑暗之中，卡门龙特意用金属做了一个双层头罩和像棺材一样的箱子，她在里面不能吃、喝、听、看。卡门龙是一个虐待狂，他崇拜古代的奴隶社会，长期沉迷于带有暴力倾向的色情文学，他把卡罗当成自己的俘虏，而自己就是奴隶主。从卡罗的身上，他得到了征服感和占有感的满足。
在这个小镇，卡门龙夫妇看起来是极为平凡和不起眼的邻居，他们和平常人一样，白天去上班、购物，晚上回家睡觉。卡门龙在当地的一家木材加工厂工作，他们的邻居评价这是很爱安静的三口之家。但是从来没有人了解这一家子的背景。在邻居的眼里，卡门龙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他不善和人交友，只喜欢默默一个人干活。卡门龙几年前毕业于当地的一所高中，然后在1973年遇上了当时只有15岁的珍尼斯。珍尼斯患有轻度癫痫病，卡门龙就是看上了她对自己百依百顺的优点。卡门龙认为，只要有男人肯要珍尼斯，珍尼斯一定会为这个男人付出任何代价。
卡门龙疯起来的时候会把卡罗的头按在水里，直至几乎窒息，或者接通电线，或者用手扼她的脖子。而鞭打是每天的家常便饭，有时卡门龙还拍下卡罗的照片，然后在家里冲洗。每当卡门龙折磨卡罗的时候，他就会变得异常兴奋。卡门龙还想出了千奇百怪的主意来实施自己的虐待欲，包括在地下杂志上剪下一份据称是出售灵魂的契约，强迫卡罗签下。他还在卡罗的阴唇上穿了一个洞，说这是他们的“结婚戒指”，并说希望有一天可以和她生孩子。当确定卡罗不会试图逃跑时，卡门龙决定要和卡罗结婚。自此，卡罗有了更多的自由，她可以每天去洗澡、干家务活，甚至允许她出外慢跑，而卡罗每次总是会回来。一些邻居也开始看到了卡罗，他们都以为她是这家的保姆。
1980年，卡罗甚至可以到外面打工。实际上已被绑架了三年的卡罗这时有许多机会可以逃跑，但是她并没有这样做。卡罗被囚禁了7年，直到卡门龙的妻子珍尼斯突然良心发现，加上嫉妒卡罗的“得宠”，帮助她逃离了这个地狱。难以置信的是，卡罗在回到自己的家以后，还一直打电话给卡门龙，他哭着企求她回来，而卡罗向他保证决不起诉他。直到卡门龙的妻子珍尼斯离开了卡门龙，找到了一个心理医生，他们聊了将近2个小时，珍尼斯把故事全部说了出来，心理医生报了警。
1984年11月，卡门龙被正式逮捕。在法庭上，主控官描述了卡门龙最喜爱的一部电影，片中讲述了一个虐待狂绑架了一个年轻的姑娘，并把她变成一个顺从的性奴。这个女孩最终变得忠心耿耿，甚至为她的“主人”牺牲了生命。主控官试图以这种戏剧化的形象，向陪审团证明卡门龙如何深受这部电影的影响，而卡罗也和片中的女孩一样，被卡门龙完完全全洗了脑而丧失了个人的意志。此外，压在卡罗身上的是一种无形的恐惧和枷锁，因为害怕报复，所以她一直不敢逃走。
编辑本段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和邪教
在当今世界中，有一支最可怜的人群，他们是邪教群众。他们多数过着群居生活（现在也有散居的，但是思想受到严格控制），许多人将自己的所有财产捐出，带领一家加入了“教会”。许多人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超出了常人所能忍受的限度，长期营养不良……
温馨、亲情、儿女呢喃……早与他们告别。两情相悦、生死相许、柔肠寸断……不啻海外奇谈。理想、前途、梦想……一切与他们无缘。
他们的目光如待宰的羔羊怯生生，似乎在哀求：“我们没有伤害你们，请你们放了我们，请你们让我们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他们也极少哭泣，如果哭泣，那是因为他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有人说，二十一世纪的瘟疫是恐怖主义，错了！错了！邪教在后面等着哩。它很有耐心。
由此看来，同样都是精神痴迷状态，然而“进入状态”的途径却不同：斯德哥尔摩症靠“当头棒喝”——一次惊吓就够了，邪教则必须靠日日夜夜的修炼——无休无止地洗脑。除了特殊例子（如弗连克尔等），斯德哥尔摩症来得快去得也快，而邪教却能纠缠你终生。斯德哥尔摩症的潜意识是恋世，邪教的潜意识是厌世。谁的害处大，不言自明。
1977年，加拿大《蒙特利尔之星报》青年编辑乔希为了解救身陷“创世共同体工程”（CCP，建于美国旧金山）邪教的两名好友〔14〕，“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之前他给自己“打了预防针”，首先阅读大量报刊资料及采访社会学家，了解CCP是韩国富商孙明满“联合教会”招募教徒的一个机构，孙明满是“联合教会”教主，仿照《圣经》编了本五百三十六页的《神旨》供信徒“天天读”，自称“基督再世”，在全世界各地拥有三百万信徒。青年人一旦落入这个组织，就等于陷于无边的苦海中。接着乔希采访CCP受害者的父母，进一步了解到“联合教会”也是一个变相的奴隶企业，他们的孩子“实质上成了为其无偿劳动的奴隶”，一天要劳动近二十个小时，没有休息日，不能顺便外出，失去人身自由，然而所得的报酬仅仅是粗糙不堪的一点食物和拥挤简陋的住处……乔希听得满腔怒火。尽管有了这么多思想“垫底”，可是当乔希进入CCP场部后，仍然被CCP的一切迷住了。他不但救不出朋友，自己差点也陷身其中。如果不是第三拨朋友赶来救出乔希，恐怕他早已签约了；即使这样，当他与CCP人员告别时，还是“差点儿没扑在他们怀里大哭起来”。
乔希看到了什么？——当他走进CCP总部时，正遇上他们在吃晚饭，一个很大的饭厅，“成百人坐在地板上吃炖白菜”。用不着用什么敏锐目光就能看出，CCP基本群众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而CCP不想掩盖这一点，甚至好像在炫耀：“这就是我们的真实生活，可是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自愿选择这样的生活？”
乔希接下去看到——晚饭后，“人们唱了一会儿歌，接着上‘晚课’”。讲课的是一位青年女子（该女子原是心理学教员），大意是，人不能光为自己活着，必须想到全世界。一个人宁可自己饿死也要将食物分给别人吃，这就是CCP的哲学。“我们不能光与自己的父母或亲友共享财富，我们必须与全世界共享。请到我们的布恩威利营地来看看吧！”
于是乔希去“看看”了。临走前，他充分意识到此行的危险性，便给女友留下了自己签字的声明，请求她在他无法自拔的时候通过法律挽救乔希。
乔希同几十名志愿者（都是受CCP感召而来的）到了布恩威利训练营地——“新理想天堂农场”。次日凌晨，睡眼惺忪的乔希被人从地板上拉起参加唱“早歌”。一个手拿吉他的男人乐呵呵地对人群喊：“你—们—都—好—吗？”“好——极——了！”人群欢乐地呼喊。唱完早歌后，集训营的“兄弟姐妹”纷纷与新来的志愿者们交朋友，“一男邀一女”、“一女邀一男”把他们都带走了。乔希被一个叫贝西亚的漂亮姑娘拉走了，贝西亚从人群中拖起乔希，亲切地凝视着他：“您多像我的一位朋友呀！”接下来的活动是“交心”。这种交心起先只是互相介绍个人的经历和思想感情，但谈着谈着，到最后不知怎的变成了个人忏悔，变成了痛哭流涕。新来者无不把自己最见不得人的行为和隐私向“兄弟姐妹”袒露，而“兄弟姐妹”则在一旁亲切地安慰他（或她）。
早饭后是“早课”，贝西亚给新来者讲课，说在这个不平等的世界，要由“我们自己”来创造平等的世界。乔希的心被搅乱了，他觉得贝西亚的话其实也有道理，问题是很少有人去真诚地实行它。
课后又是谈心，新来者与集训营的“兄弟姐妹”轮换交流。到了晚上，“乔希觉得每一根神经都浸透了集训营所灌输的东西”。他想：“也许他们是对的，也许是应该和他们一起去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
第三天下午，营地的一个教师给新来者上“历史”课。老师说了哥伦布的故事后讲：“哥伦布预言他可以远渡重洋的时候，人们讥笑他是‘疯子’；我们比哥伦布更‘疯’，我们要改变整个世界！”乔希与志愿者们热烈地鼓掌，他们的心被深深地感染了，乔希决定留下不走了。但女友按事先约定及时打来了电话：“家人病危，速归！”此刻，乔希似乎被猛击一掌，决定迅速离开。
然后，乔希的一群朋友来接他，而集训营的“兄弟姐妹”为他列队送行，两军对垒。“贝西亚热烈而温存地拥抱着他，恳求他留下来。乔希望着她清澈的蔚蓝色的眼睛，望着那一张张充满热情的笑脸，差点儿没扑到贝西亚的怀里大哭起来。”
邪教就是这样，不能刺激，善待它，它是温和的；刺激它，它迅速地变脸，极其危险。
1978年，加利福尼亚州检察官收到大量信件，揭露生活在圭亚那的人民圣殿教的成员受到非人待遇。检察官将信件签发给司法部，司法部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例行公文。国务院打电报给美国驻圭亚那的领事馆，查询这些控告是否属实。领事馆回复：经调查，人民圣殿教并无虐待其成员的现象。
然而控告的信件仍不断寄来，这种现象引起了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瑞安的注意。瑞安是人民圣殿教的同情者，他想不如亲自到圭亚那走一趟，写个详细的调查报告，让造谣中伤者无话可说。
瑞安带着记者团两次采访了位于圭亚那原始丛林中的人民圣殿教乡村公社。
第一次阳光明媚，他们遇到了鲜花、笑语，第二次便遇到了死亡。
11月27日下午，两架双引擎飞机从圭亚那首都起飞，向圣殿教的营地飞去。飞机在一个小村镇的简易机场降落。这儿离营地只有几公里远，瑞安一行分别乘两辆卡车，沿着泥泞的道路向营地驶去。
汽车还没停稳，教主吉姆．琼斯笑吟吟地迎上来，说是早听村民报告，有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要来。瑞安简单而客气地对琼斯讲，国内收到了一些控告信，尽管他本人不相信这些控告，但作为众议员，他有责任来了解一下同胞的生活状况。
琼斯的态度很明朗：欢迎采访。向记者们问候之后，他希望记者“参观所有的设施，随意与人民圣殿教的成员交谈”。
“这里没有任何限制，你们可以像在家里一样，顺便走走转转。我个人有兴趣要外界了解在我们的公社里人们怎样劳动，我们如何根治我们这个腐朽社会的各种恶习以及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这里的一切情况你们都可以调查核实……”
通过遍布在营地各处的喇叭，琼斯通知信徒们暂停手头的工作，全部集中到操场上来。
整个操场成了欢声笑语的海洋。近千名信徒席地而坐，他们当中有老人，有年轻人，有逗着孩子玩的成年夫妇，很多人手中还拿着干农活或盖房子的工具。尽管衣衫褴褛、面容消瘦，然而人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表情。望着那一张张兴奋的笑脸，感受那节日一般的欢快气氛，记者们尤其是议员瑞安相信，所谓受尽虐待不过是琼斯对立派蓄意制造的无耻谰言而已。
散会后，记者们分散开到营地的农场、种植园、养殖场、车间、家庭……随机采访，一般无第三者在场。在几个小时的采访中，记者没有发现一个人回答问题时支支吾吾，或畏缩、害怕。所有的人都赞扬琼斯，说他为了众人的幸福付出了一切。
前来调查所谓集中营问题的人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宁静的村庄，动人的歌词唱出了和平、仁爱和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互谅。他们看到的不是什么压迫虐待，而是一大批享有充分公民权利的男女。这些男女选择了孤寂的森林作为他们惟一的城堡，以此来抵御消费、竞争和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拜物社会。
“夜幕降临了，篝火点燃了，年轻人围着篝火尽情地欢唱。他们歌唱爱情，憧憬着一个美好的世界，在那里没有战争，没有自相残杀。”〔15〕
瑞安认为没有必有再逗留了，他们广泛采访了公社成员，亲眼看到了各种建设成果——住房、学校、医疗所、食堂、缝纫车间、机械工场、木工车间、锻工车间……“任何人都没有权力禁止成百上千的人自愿生活在丛林里。”他们已经得到了大量的“事实来说话”。不管琼斯和营地成员一再挽留，第二天傍晚，代表团还是登上了卡车，准备离开。此时，数百名教徒弹着吉他唱着歌为他们送行……
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个“但是”酿成了悲剧？就在代表团成员即将登上卡车的瞬间，一个营地姑娘乘乱偷偷塞给记者一张纸条。记者迅速将纸条塞入口袋，因为他从姑娘的眼神中看出她十分害怕。车开后，记者打开了纸条，上面的笔迹是颤抖的：“请帮助我们，我们想离开这个地狱。”下面是四个人的签名。这名记者迅速将纸条给瑞安看了。
瑞安非常恼火：为什么在两天的采访中不说？
到小村镇后，代表团在镇上过了一夜。镇上的居民第一次向记者们透露，以往曾有营地逃亡者逃到这里，甚至逃到乔治敦（圭亚那首都），但都被武装人员抓回去，以后这些人就失踪了。这一夜大家谁也睡不着觉。
第二天上午，卡车载上瑞安他们，重新向“琼斯公社”驶去。
代表团再次来到营地，琼斯感到很意外，他原先以为代表团已经消除了对公社的不信任感，但现只同意瑞安将名单上的人带走。琼斯通过扩音器又一次将所有的人召集在一起，声调“迟疑”，神情“绝望”、“痛苦”。他的近千名信徒与他保持了默契，会场上呈现不祥的寂静。瑞安念了名单上的四个人的名字，四个人战战兢兢走出来，站在记者的身边。人群中逐渐有压抑的哭泣声。当琼斯问还有没有其他人愿意走时，经过一阵沉默，又有一些怯生生的手举了起来，使得愿意回美国的人数增加到了二十个。会场上压抑的哭声越来越大。突然人群中跳出来一个年轻人，用匕首向瑞安的脖子刺去，记者们拦住了他，并把匕首夺下来。琼斯默默地看着这一切，一动不动。经过这场惊吓，代表团带上这二十个人，迅速乘卡车离去。
以下的事件是众所周知的。琼斯派出一队武装人员乘小型卡车追到机场向即将乘机离开的记者们开火，打死五人，打伤十二人。死者中包括瑞安及递纸条的那位营地姑娘。
接下来，琼斯带领全体人民圣殿教教徒（包括自己及所有亲信）服毒集体自杀。九百二十三名教徒中，只有两名（都是年轻姑娘）反抗，其余全部如痴如醉，服服帖帖受死。
死之时，一家人抱在一起，一对对恋人抱在一起，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子在另一个世界又能相逢。
人民圣殿教原有严酷的戒律，如青年男女间不能有亲昵行为，夫妻相聚必须报琼斯批准，违犯者受严刑拷打并被捆绑示众，死亡却打破了这些戒律。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斯德哥尔摩效应，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
西方心理学家这样解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当局当成了敌人。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条件
1、人质必须有真正感到绑匪（加害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
2、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体认出绑匪（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举动。
3、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讯息）。
4、人质必须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起源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Olsson与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
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这件事激发了社会科学家，他们想要了解在掳人者与遭挟持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到底是发生在这起斯德哥尔摩银行抢案的一宗特例，还是这种情感结合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而后来的研究显示，这起研究学者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事件，令人惊讶的普遍。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经验。以人质为例，如果符合下列条件，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受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第1，是要你切实感觉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胁，让你感觉到，至于是不是要发生不一定。然后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这么做，是毫不犹豫。
第2，这个施暴的人一定会给你施以小恩小惠，最关键的条件。如在你各种绝望的情况下给你水喝。
第3，除了他给所控制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它信息都不让你得到，完全隔离了。
第4，让你感到无路可逃。
有了这4个条件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警方找来心理学家：三个人质为甚么在最后的性命关头都帮匪徒逃命呢？专家深入研究，结论是：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遇上了一个凶狂的杀手，杀手不讲理，随时要取他的命，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时间拖久了，人质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会觉得是恐怖份子对他的宽忍和慈悲。对於绑架自己的暴徒，他的恐惧，会先转化为对他的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人质也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
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就叫“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候群”。一九七四年，美国报业大王赫斯的千金被美国的“新人民军”绑架，最后自己也穿上了军装，参加抢劫银行，感谢恐怖份子。对一个长久的施暴者不杀的恩威，觉得是一种慈悲，不止一两个人质，在地球上，还有长久匍伏在暴政之下的一些古老的民族。他们的苦难太长久，他们已经放弃了自由的希望，不要怪他们为什么甘心自我作贱，他们患了“斯德哥尔摩心理症”。
编辑本段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之经典案例
1977年5月19日，27岁的卡罗离开位于奥勒冈州尤金市的家乡，起程去探访一位住在北加利福尼亚州的朋友。北加利福尼亚州距离奥勒冈州大约有644公里的路程，路上她搭了个便车，车上是一家三口，男主人卡门龙，妻子叫珍尼斯。半途中，她突然被勒令举起双手，蒙上眼睛，卡罗被带到了一个屋子的地窖里。
卡罗清楚记得卡门龙把她身上的衣服脱去，一条鞭子抽打在她的身上。以后每天，卡罗先被毒打一顿，然后吊在门檐上，脚尖仅仅踮到一点点地面。卡罗刚开始还拼命挣扎，卡罗最初的一段时间完全生活在黑暗之中，卡门龙特意用金属做了一个双层头罩和像棺材一样的箱子，她在里面不能吃、喝、听、看。卡门龙是一个虐待狂，他崇拜古代的奴隶社会，长期沉迷于带有暴力倾向的色情文学，他把卡罗当成自己的俘虏，而自己就是奴隶主。从卡罗的身上，他得到了征服感和占有感的满足。
在这个小镇，卡门龙夫妇看起来是极为平凡和不起眼的邻居，他们和平常人一样，白天去上班、购物，晚上回家睡觉。卡门龙在当地的一家木材加工厂工作，他们的邻居评价这是很爱安静的三口之家。但是从来没有人了解这一家子的背景。在邻居的眼里，卡门龙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他不善和人交友，只喜欢默默一个人干活。卡门龙几年前毕业于当地的一所高中，然后在1973年遇上了当时只有15岁的珍尼斯。珍尼斯患有轻度癫痫病，卡门龙就是看上了她对自己百依百顺的优点。卡门龙认为，只要有男人肯要珍尼斯，珍尼斯一定会为这个男人付出任何代价。
卡门龙疯起来的时候会把卡罗的头按在水里，直至几乎窒息，或者接通电线，或者用手扼她的脖子。而鞭打是每天的家常便饭，有时卡门龙还拍下卡罗的照片，然后在家里冲洗。每当卡门龙折磨卡罗的时候，他就会变得异常兴奋。卡门龙还想出了千奇百怪的主意来实施自己的虐待欲，包括在地下杂志上剪下一份据称是出售灵魂的契约，强迫卡罗签下。他还在卡罗的阴唇上穿了一个洞，说这是他们的“结婚戒指”，并说希望有一天可以和她生孩子。当确定卡罗不会试图逃跑时，卡门龙决定要和卡罗结婚。自此，卡罗有了更多的自由，她可以每天去洗澡、干家务活，甚至允许她出外慢跑，而卡罗每次总是会回来。一些邻居也开始看到了卡罗，他们都以为她是这家的保姆。
1980年，卡罗甚至可以到外面打工。实际上已被绑架了三年的卡罗这时有许多机会可以逃跑，但是她并没有这样做。卡罗被囚禁了7年，直到卡门龙的妻子珍尼斯突然良心发现，加上嫉妒卡罗的“得宠”，帮助她逃离了这个地狱。难以置信的是，卡罗在回到自己的家以后，还一直打电话给卡门龙，他哭着企求她回来，而卡罗向他保证决不起诉他。直到卡门龙的妻子珍尼斯离开了卡门龙，找到了一个心理医生，他们聊了将近2个小时，珍尼斯把故事全部说了出来，心理医生报了警。
1984年11月，卡门龙被正式逮捕。在法庭上，主控官描述了卡门龙最喜爱的一部电影，片中讲述了一个虐待狂绑架了一个年轻的姑娘，并把她变成一个顺从的性奴。这个女孩最终变得忠心耿耿，甚至为她的“主人”牺牲了生命。主控官试图以这种戏剧化的形象，向陪审团证明卡门龙如何深受这部电影的影响，而卡罗也和片中的女孩一样，被卡门龙完完全全洗了脑而丧失了个人的意志。此外，压在卡罗身上的是一种无形的恐惧和枷锁，因为害怕报复，所以她一直不敢逃走。
编辑本段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和邪教
在当今世界中，有一支最可怜的人群，他们是邪教群众。他们多数过着群居生活（现在也有散居的，但是思想受到严格控制），许多人将自己的所有财产捐出，带领一家加入了“教会”。许多人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超出了常人所能忍受的限度，长期营养不良……
温馨、亲情、儿女呢喃……早与他们告别。两情相悦、生死相许、柔肠寸断……不啻海外奇谈。理想、前途、梦想……一切与他们无缘。
他们的目光如待宰的羔羊怯生生，似乎在哀求：“我们没有伤害你们，请你们放了我们，请你们让我们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他们也极少哭泣，如果哭泣，那是因为他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有人说，二十一世纪的瘟疫是恐怖主义，错了！错了！邪教在后面等着哩。它很有耐心。
由此看来，同样都是精神痴迷状态，然而“进入状态”的途径却不同：斯德哥尔摩症靠“当头棒喝”——一次惊吓就够了，邪教则必须靠日日夜夜的修炼——无休无止地洗脑。除了特殊例子（如弗连克尔等），斯德哥尔摩症来得快去得也快，而邪教却能纠缠你终生。斯德哥尔摩症的潜意识是恋世，邪教的潜意识是厌世。谁的害处大，不言自明。
1977年，加拿大《蒙特利尔之星报》青年编辑乔希为了解救身陷“创世共同体工程”（CCP，建于美国旧金山）邪教的两名好友〔14〕，“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之前他给自己“打了预防针”，首先阅读大量报刊资料及采访社会学家，了解CCP是韩国富商孙明满“联合教会”招募教徒的一个机构，孙明满是“联合教会”教主，仿照《圣经》编了本五百三十六页的《神旨》供信徒“天天读”，自称“基督再世”，在全世界各地拥有三百万信徒。青年人一旦落入这个组织，就等于陷于无边的苦海中。接着乔希采访CCP受害者的父母，进一步了解到“联合教会”也是一个变相的奴隶企业，他们的孩子“实质上成了为其无偿劳动的奴隶”，一天要劳动近二十个小时，没有休息日，不能顺便外出，失去人身自由，然而所得的报酬仅仅是粗糙不堪的一点食物和拥挤简陋的住处……乔希听得满腔怒火。尽管有了这么多思想“垫底”，可是当乔希进入CCP场部后，仍然被CCP的一切迷住了。他不但救不出朋友，自己差点也陷身其中。如果不是第三拨朋友赶来救出乔希，恐怕他早已签约了；即使这样，当他与CCP人员告别时，还是“差点儿没扑在他们怀里大哭起来”。
乔希看到了什么？——当他走进CCP总部时，正遇上他们在吃晚饭，一个很大的饭厅，“成百人坐在地板上吃炖白菜”。用不着用什么敏锐目光就能看出，CCP基本群众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而CCP不想掩盖这一点，甚至好像在炫耀：“这就是我们的真实生活，可是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自愿选择这样的生活？”
乔希接下去看到——晚饭后，“人们唱了一会儿歌，接着上‘晚课’”。讲课的是一位青年女子（该女子原是心理学教员），大意是，人不能光为自己活着，必须想到全世界。一个人宁可自己饿死也要将食物分给别人吃，这就是CCP的哲学。“我们不能光与自己的父母或亲友共享财富，我们必须与全世界共享。请到我们的布恩威利营地来看看吧！”
于是乔希去“看看”了。临走前，他充分意识到此行的危险性，便给女友留下了自己签字的声明，请求她在他无法自拔的时候通过法律挽救乔希。
乔希同几十名志愿者（都是受CCP感召而来的）到了布恩威利训练营地——“新理想天堂农场”。次日凌晨，睡眼惺忪的乔希被人从地板上拉起参加唱“早歌”。一个手拿吉他的男人乐呵呵地对人群喊：“你—们—都—好—吗？”“好——极——了！”人群欢乐地呼喊。唱完早歌后，集训营的“兄弟姐妹”纷纷与新来的志愿者们交朋友，“一男邀一女”、“一女邀一男”把他们都带走了。乔希被一个叫贝西亚的漂亮姑娘拉走了，贝西亚从人群中拖起乔希，亲切地凝视着他：“您多像我的一位朋友呀！”接下来的活动是“交心”。这种交心起先只是互相介绍个人的经历和思想感情，但谈着谈着，到最后不知怎的变成了个人忏悔，变成了痛哭流涕。新来者无不把自己最见不得人的行为和隐私向“兄弟姐妹”袒露，而“兄弟姐妹”则在一旁亲切地安慰他（或她）。
早饭后是“早课”，贝西亚给新来者讲课，说在这个不平等的世界，要由“我们自己”来创造平等的世界。乔希的心被搅乱了，他觉得贝西亚的话其实也有道理，问题是很少有人去真诚地实行它。
课后又是谈心，新来者与集训营的“兄弟姐妹”轮换交流。到了晚上，“乔希觉得每一根神经都浸透了集训营所灌输的东西”。他想：“也许他们是对的，也许是应该和他们一起去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
第三天下午，营地的一个教师给新来者上“历史”课。老师说了哥伦布的故事后讲：“哥伦布预言他可以远渡重洋的时候，人们讥笑他是‘疯子’；我们比哥伦布更‘疯’，我们要改变整个世界！”乔希与志愿者们热烈地鼓掌，他们的心被深深地感染了，乔希决定留下不走了。但女友按事先约定及时打来了电话：“家人病危，速归！”此刻，乔希似乎被猛击一掌，决定迅速离开。
然后，乔希的一群朋友来接他，而集训营的“兄弟姐妹”为他列队送行，两军对垒。“贝西亚热烈而温存地拥抱着他，恳求他留下来。乔希望着她清澈的蔚蓝色的眼睛，望着那一张张充满热情的笑脸，差点儿没扑到贝西亚的怀里大哭起来。”
邪教就是这样，不能刺激，善待它，它是温和的；刺激它，它迅速地变脸，极其危险。
1978年，加利福尼亚州检察官收到大量信件，揭露生活在圭亚那的人民圣殿教的成员受到非人待遇。检察官将信件签发给司法部，司法部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例行公文。国务院打电报给美国驻圭亚那的领事馆，查询这些控告是否属实。领事馆回复：经调查，人民圣殿教并无虐待其成员的现象。
然而控告的信件仍不断寄来，这种现象引起了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瑞安的注意。瑞安是人民圣殿教的同情者，他想不如亲自到圭亚那走一趟，写个详细的调查报告，让造谣中伤者无话可说。
瑞安带着记者团两次采访了位于圭亚那原始丛林中的人民圣殿教乡村公社。
第一次阳光明媚，他们遇到了鲜花、笑语，第二次便遇到了死亡。
11月27日下午，两架双引擎飞机从圭亚那首都起飞，向圣殿教的营地飞去。飞机在一个小村镇的简易机场降落。这儿离营地只有几公里远，瑞安一行分别乘两辆卡车，沿着泥泞的道路向营地驶去。
汽车还没停稳，教主吉姆．琼斯笑吟吟地迎上来，说是早听村民报告，有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要来。瑞安简单而客气地对琼斯讲，国内收到了一些控告信，尽管他本人不相信这些控告，但作为众议员，他有责任来了解一下同胞的生活状况。
琼斯的态度很明朗：欢迎采访。向记者们问候之后，他希望记者“参观所有的设施，随意与人民圣殿教的成员交谈”。
“这里没有任何限制，你们可以像在家里一样，顺便走走转转。我个人有兴趣要外界了解在我们的公社里人们怎样劳动，我们如何根治我们这个腐朽社会的各种恶习以及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这里的一切情况你们都可以调查核实……”
通过遍布在营地各处的喇叭，琼斯通知信徒们暂停手头的工作，全部集中到操场上来。
整个操场成了欢声笑语的海洋。近千名信徒席地而坐，他们当中有老人，有年轻人，有逗着孩子玩的成年夫妇，很多人手中还拿着干农活或盖房子的工具。尽管衣衫褴褛、面容消瘦，然而人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表情。望着那一张张兴奋的笑脸，感受那节日一般的欢快气氛，记者们尤其是议员瑞安相信，所谓受尽虐待不过是琼斯对立派蓄意制造的无耻谰言而已。
散会后，记者们分散开到营地的农场、种植园、养殖场、车间、家庭……随机采访，一般无第三者在场。在几个小时的采访中，记者没有发现一个人回答问题时支支吾吾，或畏缩、害怕。所有的人都赞扬琼斯，说他为了众人的幸福付出了一切。
前来调查所谓集中营问题的人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宁静的村庄，动人的歌词唱出了和平、仁爱和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互谅。他们看到的不是什么压迫虐待，而是一大批享有充分公民权利的男女。这些男女选择了孤寂的森林作为他们惟一的城堡，以此来抵御消费、竞争和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拜物社会。
“夜幕降临了，篝火点燃了，年轻人围着篝火尽情地欢唱。他们歌唱爱情，憧憬着一个美好的世界，在那里没有战争，没有自相残杀。”〔15〕
瑞安认为没有必有再逗留了，他们广泛采访了公社成员，亲眼看到了各种建设成果——住房、学校、医疗所、食堂、缝纫车间、机械工场、木工车间、锻工车间……“任何人都没有权力禁止成百上千的人自愿生活在丛林里。”他们已经得到了大量的“事实来说话”。不管琼斯和营地成员一再挽留，第二天傍晚，代表团还是登上了卡车，准备离开。此时，数百名教徒弹着吉他唱着歌为他们送行……
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个“但是”酿成了悲剧？就在代表团成员即将登上卡车的瞬间，一个营地姑娘乘乱偷偷塞给记者一张纸条。记者迅速将纸条塞入口袋，因为他从姑娘的眼神中看出她十分害怕。车开后，记者打开了纸条，上面的笔迹是颤抖的：“请帮助我们，我们想离开这个地狱。”下面是四个人的签名。这名记者迅速将纸条给瑞安看了。
瑞安非常恼火：为什么在两天的采访中不说？
到小村镇后，代表团在镇上过了一夜。镇上的居民第一次向记者们透露，以往曾有营地逃亡者逃到这里，甚至逃到乔治敦（圭亚那首都），但都被武装人员抓回去，以后这些人就失踪了。这一夜大家谁也睡不着觉。
第二天上午，卡车载上瑞安他们，重新向“琼斯公社”驶去。
代表团再次来到营地，琼斯感到很意外，他原先以为代表团已经消除了对公社的不信任感，但现只同意瑞安将名单上的人带走。琼斯通过扩音器又一次将所有的人召集在一起，声调“迟疑”，神情“绝望”、“痛苦”。他的近千名信徒与他保持了默契，会场上呈现不祥的寂静。瑞安念了名单上的四个人的名字，四个人战战兢兢走出来，站在记者的身边。人群中逐渐有压抑的哭泣声。当琼斯问还有没有其他人愿意走时，经过一阵沉默，又有一些怯生生的手举了起来，使得愿意回美国的人数增加到了二十个。会场上压抑的哭声越来越大。突然人群中跳出来一个年轻人，用匕首向瑞安的脖子刺去，记者们拦住了他，并把匕首夺下来。琼斯默默地看着这一切，一动不动。经过这场惊吓，代表团带上这二十个人，迅速乘卡车离去。
以下的事件是众所周知的。琼斯派出一队武装人员乘小型卡车追到机场向即将乘机离开的记者们开火，打死五人，打伤十二人。死者中包括瑞安及递纸条的那位营地姑娘。
接下来，琼斯带领全体人民圣殿教教徒（包括自己及所有亲信）服毒集体自杀。九百二十三名教徒中，只有两名（都是年轻姑娘）反抗，其余全部如痴如醉，服服帖帖受死。
死之时，一家人抱在一起，一对对恋人抱在一起，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子在另一个世界又能相逢。
人民圣殿教原有严酷的戒律，如青年男女间不能有亲昵行为，夫妻相聚必须报琼斯批准，违犯者受严刑拷打并被捆绑示众，死亡却打破了这些戒律。
2008年10月9日星期四
对美次贷危机的精辟解释
对金融危机最普遍的官方解释是次贷问题，然而次贷总共不过几千亿，而美国政府救市资金早已到了万亿以上，为什么危机还是看不到头?有文章指出危机的根源是金融机构采用“杠杆”交易;另一些专家指出金融危机的背后是62万亿的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 CDS)。那么，次贷，杠杆和CDS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之间通过什么样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今天的金融危机?在众多的金融危机分析文章中，始终没有看到对这些问题的简单明了的解释。本文试图通过自己的理解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个答案，为通俗易懂起见，我们使用了几个假想的例子。有不恰当之处欢迎批评讨论。
一。杠杆。目前，许多投资银行为了赚取暴利，采用20-30倍杠杆操作，假设一个银行A自身资产为30亿，30倍杠杆就是900亿。也就是说，这个银行A以 30亿资产为抵押去借9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假如投资盈利5%，那么A就获得45亿的盈利，相对于A自身资产而言，这是150%的暴利。反过来，假如投资亏损5%，那么银行A赔光了自己的全部资产还欠15亿。
二。CDS合同。由于杠杆操作高风险，所以按照正常的规定，银行不运行进行这样的冒险操作。所以就有人想出一个办法，把杠杆投资拿去做“保险”。这种保险就叫CDS。比如，银行A为了逃避杠杆风险就找到了机构B。机构B可能是另一家银行，也可能是保险公司，诸如此类。A对B说，你帮我的贷款做违约保险怎么样，我每年付你保险费5千万，连续10年，总共5亿，假如我的投资没有违约，那么这笔保险费你就白拿了，假如违约，你要为我赔偿。A想，如果不违约，我可以赚45亿，这里面拿出5亿用来做保险，我还能净赚40亿。如果有违约，反正有保险来赔。所以对A而言这是一笔只赚不赔的生意。B是一个精明的人，没有立即答应A的邀请，而是回去做了一个统计分析，发现违约的情况不到1%。如果做一百家的生意，总计可以拿到500亿的保险金，如果其中一家违约，赔偿额最多不过50亿，即使两家违约，还能赚400亿。A,B双方都认为这笔买卖对自己有利，因此立即拍板成交，皆大欢喜。
三。CDS市场。B做了这笔保险生意之后，C在旁边眼红了。C就跑到B那边说，你把这100个CDS卖给我怎么样，每个合同给你2亿，总共200亿。B想，我的400亿要10年才能拿到，现在一转手就有200亿，而且没有风险，何乐而不为，因此B和C马上就成交了。这样一来，CDS就像股票一样流到了金融市场之上，可以交易和买卖。实际上C拿到这批CDS之后，并不想等上10年再收取200亿，而是把它挂牌出售，标价220亿;D看到这个产品，算了一下，400亿减去220亿，还有180亿可赚，这是“原始股”，不算贵，立即买了下来。一转手，C赚了20 亿。从此以后，这些CDS就在市场上反复的抄，现在CDS的市场总值已经抄到了62万亿美元。
四。次贷。上面 A,B,C,D,E,F....都在赚大钱，那么这些钱到底从那里冒出来的呢?从根本上说，这些钱来自A以及同A相仿的投资人的盈利。而他们的盈利大半来自美国的次级贷款。人们说次贷危机是由于把钱借给了穷人。笔者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笔者以为，次贷主要是给了普通的美国房产投资人。这些人的经济实力本来只够买自己的一套住房，但是看到房价快速上涨，动起了房产投机的主意。他们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贷款买投资房。这类贷款利息要在8%-9%以上，凭他们自己的收入很难对付，不过他们可以继续把房子抵押给银行，借钱付利息，空手套白狼。此时A很高兴，他的投资在为他赚钱;B也很高兴，市场违约率很低，保险生意可以继续做;后面的C,D,E,F等等都跟着赚钱。
五。次贷危机。房价涨到一定的程度就涨不上去了，后面没人接盘。此时房产投机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房子卖不出去，高额利息要不停的付，终于到了走头无路的一天，把房子甩给了银行。此时违约就发生了。此时A感到一丝遗憾，大钱赚不着了，不过也亏不到那里，反正有B做保险。B也不担心，反正保险已经卖给了C。那么现在这份CDS保险在那里呢，在G手里。G刚从F手里花了300亿买下了 100个CDS，还没来得及转手，突然接到消息，这批CDS被降级，其中有20个违约，大大超出原先估计的1%到2%的违约率。每个违约要支付50亿的保险金，总共支出达1000亿。加上300亿CDS收购费，G的亏损总计达1300亿。虽然G是全美排行前10名的大机构，也经不起如此巨大的亏损。因此G 濒临倒闭。
六。金融危机。如果G倒闭，那么A花费5亿美元买的保险就泡了汤，更糟糕的是，由于A采用了杠杆原理投资，根据前面的分析，A 赔光全部资产也不够还债。因此A立即面临破产的危险。除了A之外，还有A2，A3,...,A20，统统要准备倒闭。因此G,A,A2,...,A20一起来到美国财政部长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游说，G万万不能倒闭，它一倒闭大家都完了。财政部长心一软，就把G给国有化了，此后A,...,A20的保险金总计1000亿美元全部由美国纳税人支付。
七。美元危机。上面讲到的100个CDS的市场价是300亿。而CDS市场总值是62万亿，假设其中有10%的违约，那么就有6万亿的违约CDS。这个数字是300亿的200倍。如果说美国政府收购价值300亿的CDS之后要赔出1000 亿。那么对于剩下的那些违约CDS，美国政府就要赔出20万亿。如果不赔，就要看着A20,A21,A22等等一个接一个倒闭。无论采取什么措施，美元大贬值已经不可避免。
以上计算所用的假设和数字同实际情况会有出入，但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性无法低估。
一。杠杆。目前，许多投资银行为了赚取暴利，采用20-30倍杠杆操作，假设一个银行A自身资产为30亿，30倍杠杆就是900亿。也就是说，这个银行A以 30亿资产为抵押去借9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假如投资盈利5%，那么A就获得45亿的盈利，相对于A自身资产而言，这是150%的暴利。反过来，假如投资亏损5%，那么银行A赔光了自己的全部资产还欠15亿。
二。CDS合同。由于杠杆操作高风险，所以按照正常的规定，银行不运行进行这样的冒险操作。所以就有人想出一个办法，把杠杆投资拿去做“保险”。这种保险就叫CDS。比如，银行A为了逃避杠杆风险就找到了机构B。机构B可能是另一家银行，也可能是保险公司，诸如此类。A对B说，你帮我的贷款做违约保险怎么样，我每年付你保险费5千万，连续10年，总共5亿，假如我的投资没有违约，那么这笔保险费你就白拿了，假如违约，你要为我赔偿。A想，如果不违约，我可以赚45亿，这里面拿出5亿用来做保险，我还能净赚40亿。如果有违约，反正有保险来赔。所以对A而言这是一笔只赚不赔的生意。B是一个精明的人，没有立即答应A的邀请，而是回去做了一个统计分析，发现违约的情况不到1%。如果做一百家的生意，总计可以拿到500亿的保险金，如果其中一家违约，赔偿额最多不过50亿，即使两家违约，还能赚400亿。A,B双方都认为这笔买卖对自己有利，因此立即拍板成交，皆大欢喜。
三。CDS市场。B做了这笔保险生意之后，C在旁边眼红了。C就跑到B那边说，你把这100个CDS卖给我怎么样，每个合同给你2亿，总共200亿。B想，我的400亿要10年才能拿到，现在一转手就有200亿，而且没有风险，何乐而不为，因此B和C马上就成交了。这样一来，CDS就像股票一样流到了金融市场之上，可以交易和买卖。实际上C拿到这批CDS之后，并不想等上10年再收取200亿，而是把它挂牌出售，标价220亿;D看到这个产品，算了一下，400亿减去220亿，还有180亿可赚，这是“原始股”，不算贵，立即买了下来。一转手，C赚了20 亿。从此以后，这些CDS就在市场上反复的抄，现在CDS的市场总值已经抄到了62万亿美元。
四。次贷。上面 A,B,C,D,E,F....都在赚大钱，那么这些钱到底从那里冒出来的呢?从根本上说，这些钱来自A以及同A相仿的投资人的盈利。而他们的盈利大半来自美国的次级贷款。人们说次贷危机是由于把钱借给了穷人。笔者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笔者以为，次贷主要是给了普通的美国房产投资人。这些人的经济实力本来只够买自己的一套住房，但是看到房价快速上涨，动起了房产投机的主意。他们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贷款买投资房。这类贷款利息要在8%-9%以上，凭他们自己的收入很难对付，不过他们可以继续把房子抵押给银行，借钱付利息，空手套白狼。此时A很高兴，他的投资在为他赚钱;B也很高兴，市场违约率很低，保险生意可以继续做;后面的C,D,E,F等等都跟着赚钱。
五。次贷危机。房价涨到一定的程度就涨不上去了，后面没人接盘。此时房产投机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房子卖不出去，高额利息要不停的付，终于到了走头无路的一天，把房子甩给了银行。此时违约就发生了。此时A感到一丝遗憾，大钱赚不着了，不过也亏不到那里，反正有B做保险。B也不担心，反正保险已经卖给了C。那么现在这份CDS保险在那里呢，在G手里。G刚从F手里花了300亿买下了 100个CDS，还没来得及转手，突然接到消息，这批CDS被降级，其中有20个违约，大大超出原先估计的1%到2%的违约率。每个违约要支付50亿的保险金，总共支出达1000亿。加上300亿CDS收购费，G的亏损总计达1300亿。虽然G是全美排行前10名的大机构，也经不起如此巨大的亏损。因此G 濒临倒闭。
六。金融危机。如果G倒闭，那么A花费5亿美元买的保险就泡了汤，更糟糕的是，由于A采用了杠杆原理投资，根据前面的分析，A 赔光全部资产也不够还债。因此A立即面临破产的危险。除了A之外，还有A2，A3,...,A20，统统要准备倒闭。因此G,A,A2,...,A20一起来到美国财政部长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游说，G万万不能倒闭，它一倒闭大家都完了。财政部长心一软，就把G给国有化了，此后A,...,A20的保险金总计1000亿美元全部由美国纳税人支付。
七。美元危机。上面讲到的100个CDS的市场价是300亿。而CDS市场总值是62万亿，假设其中有10%的违约，那么就有6万亿的违约CDS。这个数字是300亿的200倍。如果说美国政府收购价值300亿的CDS之后要赔出1000 亿。那么对于剩下的那些违约CDS，美国政府就要赔出20万亿。如果不赔，就要看着A20,A21,A22等等一个接一个倒闭。无论采取什么措施，美元大贬值已经不可避免。
以上计算所用的假设和数字同实际情况会有出入，但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性无法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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